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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報】科研最重要的,不是“尖端”與否 ——從《中國植物志》看原始創新

文章來源:中國科學報  |  發布時間:2020-03-24  |  作者:丁佳,沈春蕾  |  瀏覽次數:  |  【打印】 【關閉

 

 

1987年5月5日,《中國植物志》第十一屆編委大會在南京召開。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供圖

 

  80卷、126分冊、5000多萬字、9000余幅圖版,涵蓋國產及歸化的種子植物和蕨類植物31141種……作為中國植物的“戶口簿”、世界上已出版植物志中種類最豐富的科學著作,《中國植物志》獲2009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國植物志》的問世其實經歷了80多年的歲月流轉,在四代中國植物學家手中薪火相傳。 

  用《中國植物志》編委會副主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陳心啟的話說,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工具書和辭典,而是“包含了大量第一手科學資料的一項重大科研成果”。 

  那么,這部科學巨著里到底隱藏著怎樣的秘密?它是否有一些可復制的經驗,供后來人參考? 

  中國植物學家的“黏合劑” 

  《中國植物志》編寫歷時80余年,可以查到署名的就有80余個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植物學家312人、繪圖人員167人,而參與協作的人員就更多,協作規模空前。 

  這一代代學者之所以能夠“黏合”在一起,科學大師們的精神力量不可或缺。 

  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的植物學家就開始進行準備工作,如采集植物標本、收集文獻資料,對某些科屬進行探索等。 

  1934年,中國召開了第一屆中國植物學會年會,植物學家胡先骕提出了編寫《中國植物志》的建議,從此中國植物學家的步伐加快了。 

  胡先骕創建了中國最大的植物標本館和最大的植物學圖書館,購買了大量最基礎的參考書; 

  中科院院士秦仁昌在胡先骕的資助下,于1937年到國外拍攝了近2萬張保藏在國外的中國植物標本照片,為編研《中國植物志》立下了汗馬功勞; 

  多位植物學家也開始了專門科屬的研究,陸續發表了論著,包括一些普及性的讀物,為編寫《中國植物志》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 

  然而,胡先骕和秦仁昌卻并未擔任過《中國植物志》編委會的正副主編職位。 

  陳心啟回憶,兩位前輩對此毫無怨言。“這種高風亮節令我受益匪淺,終生難忘。” 

  “在名家薈萃、強手如林的環境中,總覺得自己藐小,因而總是小心謹慎、如履薄冰。這種學術環境對于自己的成長是十分有益的。”陳心啟說。 

  《中國植物志》編委、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李德銖也受到過大師的“熏陶”。1987年,他成為中科院院士吳征鎰的博士生,參與了《中國植物志》的相關工作。 

  李德銖回憶,1992年,他跟隨吳征鎰去英國、法國和奧地利的幾個標本館找標本。 

  當時,吳征鎰把最 “困難”的幾個大屬“承包”了下來,重點看罌粟科紫堇屬、石竹科無心菜屬和桑科的標本,特別是模式標本,他都是親力親為。 

  “當時吳老70多歲,拄著拐杖,坐公共汽車、地鐵去看標本,那些情景都歷歷在目。” 

  李德銖說,作為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吳征鎰為《中國植物志》作出了極為突出的貢獻,可在報獎的時候,他卻堅持把其他人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 

  1997年,30多歲的李德銖正式加入《中國植物志》編委會,成為當時最年輕的編委之一。 

  “如果沒有老一輩植物學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植物學界團結協作的傳統精神,我相信這部植物志很難完成,更不可能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他坦言,“老一輩孜孜不倦的追求深深地影響了我,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地做下來,現在接力棒到了我們手中,應該很好地傳承下去。” 

  實際上,《中國植物志》在整個編研過程中都貫穿著這種“全國一盤棋”的大協作精神。 

  比如主編和編委會成員均不在志書署名,完全是義務性質。 

  據《中國植物志》編委、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研究員胡啟明回憶,當時任務雖是由中科院牽頭,但參加單位遍及全國各地有關的農、林、醫藥部門和大專院校,中科院主動把任務分配給已有工作基礎的單位和專家,或由幾個單位協商合作。 

  “基本上不存在本位主義,也沒有爭經費、爭項目的現象,大家團結合作,效率很高。” 

  只有“尖端”才叫創新? 

  “世界上任何國家要進行經濟建設,都必須首先充分了解自身擁有的自然資源,如礦產、植物、動物等,因此編寫出版志書能夠作為最基礎的參考書。”陳心啟說。 

  

《中國植物志》涉及的蕨類和種子植物,是和人類關系最密切的植物群。它們涵蓋了全部糧食、水果、木材、花卉和纖維植物,以及絕大多數的食用蔬菜和藥用植物。
 
這些信息重要嗎?當然。但他們做的研究是前沿科學嗎?未必。但這并不妨礙《中國植物志》成為中國原始創新的典范之一。 

  

  在陳心啟看來,《中國植物志》編研工作的特色是室內室外(野外)、不同學科、前人和同輩人間的協作,是一項扎實、細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科研工作最重要的是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心,矢志不渝的熱情和毅力,而不是研究對象或方法‘尖端’與否。”陳心啟告訴《中國科學報》。 

  李德銖也說:“當時不知道,也不關心什么影響因子高的論文。那時候的評價,更多是同行專家、國際的認可,這比現在直接看論文更符合科學規律。” 

  的確如此,《中國植物志》作為一部植物學的百科全書,深入考證了中國維管束植物的文獻和資料記載,研究了現存植物標本和活植物,促進了中國植物學的健康發展,帶動了生物學相關學科的進步,也對世界植物科學研究及其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2005年,美國《科學》評論說:“中國植物學家完成的《中國植物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世界上沒有任何已完成的植物志規模可與之相比。 

  

通過完成《中國植物志》,中國植物學家對人類認識和了解世界植物做出了巨大貢獻,為植物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前無古人的植物志 

  能否避免“后無來者”?  

  實際上,《中國植物志》對中國植物學研究者的鍛煉是顯而易見的。 

  研究人員首先必須觀察和研究植物的形態特征,必要時還要進行野外考察或栽培觀察,以便確定其分類位置和親緣關系,有時必須借助于其他分支學科,如解剖學、孢粉學等手段,加以解決。 

  為確定正確的拉丁名,科研人員還須深入了解前人的工作和有關文獻,在國際植物命名法規的框架下,決定名稱的取舍。 

  在這種嚴格的科研歷練下,《中國植物志》對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植物多樣性的研究保護和利用的貢獻都是巨大的。 

  以參與組織《中國植物志》工作和實際承擔編寫任務最多的幾個單位之一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為例,通過《中國植物志》的編寫,成就了該所植物分類與植物地理研究室(現中科院生物多樣性與生物地理學重點實驗室)的三代植物學家。 

  “植物分類學是一門古老、經典、基礎的學科,往往被人誤解或看不起,這是不應該的。”陳心啟說。 

  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達爾文在研究植物時,就得益于一本《植物名稱匯編》。 

  此后,他把畢生積蓄拿出來資助《邱園植物名稱匯編》的編寫。時至今日,英國皇家植物園仍擁有多位植物分類學家,有能力鑒定全世界送去的植物標本。 

  而我國卻有后繼乏人的危機。陳心啟認為,其原因是成果慢、少,難以發表,得分低,讓人看不起。 

  李德銖也承認,目前分子生物學發文章影響因子相對較高,做植物分類學比較慢,發現一個新種的論文影響因子也很低。“這種以影響因子評價的方式,影響了我們做傳統分類工作。” 

  那么,如何防止前無古人的《中國植物志》“后無來者”? 

  《中國植物志》能夠堅持下來,得益于國家經費的持續支持,這其中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科院、科技部的專項經費等。 

  因此,陳心啟建議由有關部門設立生物分類學專項基金,在苔蘚、蕨類、種子植物等領域,在全國范圍保持20人以上的隊伍;有關學術刊物設專刊或不定期專刊,供分類學論著發表;繼續訂閱國際重要的植物分類學刊物,不要斷檔。 

  “還可以邀請參加《中國植物志》編研的老人寫文章或開座談會,把這種精神傳遞下去。” 

  李德銖則認為,傳統植物分類不能把影響因子作為評價標準。做植物分類,不在于人多,而在于訓練有素,由有專業精神的人來做。“分類學面臨著壓力,某種意義也是新的機會。 

  植物學研究進入‘組學’時代之后,可以用新的方法認識植物。搞傳統分類的學者也要與時俱進,比如與DNA條形碼等研究手段結合。”他說,“如果堅持做,植物分類學一定會比原來做得更好。” 

  

《中國科學報》 (2020年3月23日 第1版 要聞)

  來源: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0/3/354065.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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